大学中军事技术的升高及影响,美利哥国度实验

作者:军事资讯

大学中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影响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发展演化及组织模式

美国国家实验室经费管理及评估制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并推动了工业革命。三次工业革命中,无论是机器代替手工业的发展,使人类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还是电子计算机应用,科学技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引发的工业革命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掀起社会革命的浪潮。蒸汽技术导致大炮巨舰时代的降临,美国的强权政治同样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军事技术是直接战斗力”。科学家对科学技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科学是否能保持其价值的中立,科学技术是否能服务于全人类,科学家有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残暴的政治家可以使人类自相残杀,“无知”的科学家却可能毁灭全世界。科学家的最大供体是大学,几乎每一位科学家都有过大学的教育经历,大学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诞生地之一,同时也担负着培养科学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责任。
  一、大学中军事技术研究的历程
  军方借助大学的研究资源进行军事技术的研发早在18世纪的德国就已经开始,18世纪德国大学的强势崛起与军方的影响有着密切联系,无论是哈雷大学、哥廷根大学还是之后的柏林大学,都有着与军方合作的传统,可以说,正是在军方强大支持下,现代大学逐渐从政治、经济的边缘区域演变成中心地带。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受德国影响,紧跟其后,在大学中进行军事技术的研发,一战期间,美国的大学首先在军事技术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尤其是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科学资源为美国军方做出了杰出贡献;到二战期间,美国的大学与军事部门进入“蜜月期”,1941年6月,罗斯福总统颁令设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该组织以合同形式组织科学专家,充分了发挥了大学的科研资源,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支持美国大学研究的经费超过了3.25亿美元,这是之前大学从其他途径寻求得到的资本文由论文联盟
  军事技术在促进大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由于战争的刺激使得大学的军事研究愈发的功利化,巨额的研究经费带来的项目是必须与军事应用直接联系的应用型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与大学在对于如何处理价值中立的大学与军事技术研究的特殊性的关系上做出了努力,如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支持大学计划”。这一计划向大学所有与太空相关的科学和工程学领域提供资助—包括用于培养研究生、建设研究设施的费用以及用于研究的可自由支配的费用。从1963年到1967年,国家航空航天局成为大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支持大学计划占了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给大学的所有拨款的三分之一(每年接4000万美元),这一计划的余额用于与太空计划密切相关的研究与开发。从1961年到1971年,“支持大学计划”总共把超过2.2亿美元分配给了170多所学院和大学[2]。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1945年到1950年期间,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大学从事与军事没有任何联系的基础研究。但随后受朝鲜战争以及苏联“卫星事件”的影响,美国军方又掀起了资助大学开展军事技术研究的高潮,这也彻底激化了大学师生与军方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末,由大学师生掀起的反战运动不断升级,大学中的军事科研实验室成为这场抗议和抵制活动的主要目标,随着《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出台,宣告了大学与军方亲密合作关系的终结。
  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军事技术和大学的科研互相促进,军事技术在大学丰富的科研资源的帮助下,获得了可观的进步,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大学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氢弹和雷达等军事技术项开发、实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也在军方高额的资助下飞速地成长着,如斯坦福大学在二战后积极争取防务合同,为军事技术的研发尽心尽力,从而借军方之力迅速从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全国大学。在经历了反战活动之后,虽然由美国各个军方资助实验室先后脱离大学,有的摇身一变成为非营利性组织,有的宣布不参与军方的科研项目,但在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大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大学丰富的科研资源仍旧是军方迫切需要的,尤其随着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大学与军方的关系逐渐修复,军事技术又重新走回大学的科研舞台。
  二、大学为军方服务的方式
  大学对军事的影响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充当其顾问,通过科学合理的探究推理,为政府的某些决策提供依据或建议;二是直接参与到军方的研究中,即军方提供资金、设备等等一切“硬件”资源,大学提供教授、研究员等“软件”资源。
  20世纪是可以说科学技术一枝独秀的舞台,毫无疑问,科学统治了这个时代,作为科学技术的开拓者,科学家拥有更为前卫的目光和更为敏锐的感觉。政府需要犀利的双眼指导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部门。所以,大学中的一些权威教授通常会担任国防部、军事实验室或者国防工业部门的顾问,并以这种形式对军事研究发挥着界定和指导作用。如第一任国防研究委员会由8人组成,布什任主任,成员有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主人弗兰克·朱厄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校长理查德·托尔曼、美国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杰瓦特和国家专利局局长康威·考伊,另有海军和陆军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委员会。最饱受争议的就是大学直接参与到政府的军事技术研究中:一种是政府雇佣各个大学中的教授直接到军方科研场所聚集在政府的统筹下进行军事研究,如曼哈顿工程,一种是政府通过与大学签订合同的形式,由大学提供研究场所,军方只派少数人进行监督和工作沟通等,如麻省理工的雷达实验室[3]。
  三、军方为大学带来的问题
  随着军方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军方对大学的影响越来越深刻。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地带,科学技术的研究进步旨在为全人类的幸福服务,并非是以杀伤为目的的军事研究,这对更多的科学家在道德上提出了挑战,科学家渴望得到军事资助以便获得更先进的设备、更好的条件进行科学研究,但科学技术研发成功后一旦落到军方手中,科学家就无法控制其成果的用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研究的中立性。
  军方的目的在于有效果的国防,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学生、推进科学的进步以及从事为人类服务的科学研究。军事科学研究的初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设想如果大学高举着为全人类更好地生活服务的大旗,却从事着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军事研究,这是多么可悲!军事研究利用大学的资源满足军事目的,大学利用强大的军事资源进行科学前沿探索,本该是双赢的合作,但军事研究投资的“时效性”却导致科学的不健康发展,军事通过刺激特定的领域发展甚至可以强有力的左右科学的发展,使科学发展出现倾斜,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团体已经无法保持其客观性,这样的科学研究不能称之为健康,在如此畸形的模式下,科学研究必将遇到很多问题。

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系统之一,美国能源部下属17个国家实验室,涉及海洋、能源、健康、信息、材料等多个领域。

美国国家实验室经费和预算管理的特征主要有:第一,稳定支持比例高,经费来源相对单一。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联邦资助单位,根据联邦采购协议,国家实验室接收的大部分资金必须来自联邦政府。没有主资助单位的同意,国家实验室不能接受来自非联邦部门的资助。目前,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经费90%以上来自于联邦部门。一个国家实验室往往有一个主资助单位,若干次资助单位。第二,美国国家实验室普遍采取绩效预算的管理办法。首先由资助单位派驻监管国家实验室的驻地办公室征集制定各个实验室的总预算,然后由资助单位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国会审议通过后,由资助单位和运营单位将预算资金具体分配到每个国家实验室。每个预算周期结束后,由国会委托美国审计署对国家实验室的绩效进行外部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来确定下一个预算周期中绩效拨款的额度。具体来讲,美国能源部设有实验室评估委员会,负责对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与能源部发展规划的相关性、投入与产出比率等进行评估。每年,能源部总部提出相应的项目目标和运作目标的战略方向,能源部的地区办公室与实验室共同讨论为达到能源部战略方向需取得的全年成绩标准和考核办法。在此基础上,由实验室通过自评和同行评议系统证明自己的成果,能源部则根据一系列复杂而严格的年度考核办法对实验室的成果进行考评。这个评估是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的,并以此来推动国家实验室效能的发挥。政府的绩效评估有着较为完善的目标和指标体系。评估的绩效目标一般都是围绕科学技术以及实验室的自身运作管理两方面来建立的。

一、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发展演化及战略定位

在内部项目管理上,以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为例,其项目管理主要分四个步骤,即项目发起、项目定义、项目执行和项目完成。在项目发起过程中,必须阐明项目的使命及必要性,同时上报能源部。项目定义阶段要分析项目的备选方案并选择其一;通过概念界定,明确项目的唯一性和需求;通过风险分析,制定初步执行计划;明确工作故障结构、工作范围、时间计划和费用使用等内容。项目执行阶段则主要完成两项任务,设计成绩底线和开始建设。项目完成阶段要检查项目的完成情况,遣散项目执行人员等。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监督和资产评估机构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质量和资产进行管理和监督,以保证其顺利实施。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体现国家意志,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完成联邦政府赋予的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广泛介入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从而推动了国家实验室的大规模创建和发展。1940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Vannevar.Bush担任主任,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学研究任务下放到大学或私营公司。1941年美国成立“政府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由万尼瓦:布什领导,联合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组织并成功实施了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通过实施这项计划创建了一批著名的国家实验室,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等。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进入军事对峙状态,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军备竞赛,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科技研发工作,并把重点放到国防、原子能和航空航天领域,从而客观上带动了一批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比如,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阿贡实验室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和技术领域,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依赖科学技术创新趋动的“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加大联邦政府在民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力度,以保持美国在世界科学技术中的领导地位,国家实验室的工作重点也发生相应的调整。

美国国家实验室一般采用同行评议的办法进行项目评审、工作检查和晋级评议。同行评议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立项评议,即通过优势评估,从一批研究申请中择优立项;另一种是跟踪评议,即对实施中或新近完成的研究进行评估。这种评议制度通常围绕资源分配和使用来进行,能够有效地刺激竞争,树立高标准,提高生产率;培养创造性和促进公平原则,得益于组成具有高竞争力的研究开发小组,将资源用于最重要和最有前景的研究工作上。

美国联邦实验室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安全、能源开发、空间探索、海洋科学、资源环境、卫生健康、农林畜牧、交通运输等,是美国在世界上保持科技、经济领先地位的强大支撑,是政府履行国家职责和使命的重要基础。以能源部为例,其下设17个国家实验室和4个技术中心,它们是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等离子科学、高分子化学、金属与冶金学、纳米科学等领域全球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科研机构群体之一,拥有世界一流的大科学装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具体来看,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战略定位几经变革,但却始终通过大科学装置的研发和应用,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创建初期就是为了二战中研制核武器而建立的,而目前其任务则是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核试验和对国家核武库的管理;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最初用于探索原子能的和平应用,而目前则主要实施前沿科学领域长期和高风险的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项目,并根据美国能源部和国际科学界的需要,构思、设计、建造和运行复杂的、前沿的、面向用户的实验设施;阿贡国家实验室建设初期应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要求,将民用原子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阿贡的建设与运行始终体现国家意志,它承担着美国政府赋予的历史使命,服从服务于美国和时代的重大战略需求,从事着美国和时代所需的前沿基础研究、重大公益性研究和战略高新技术的开发和转移。

以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为例,其每年均要与能源部签署合同。合同中详细描述实验室不同部分的评估方法和评价过程。每年,实验室合同管理人须提供书面成绩评估报告。布鲁克海文的评价主要分两部分:实验室的科学技术评价和运作管理成绩评价。科学技术评价主要由布鲁克海文科学联合会进行全面而均衡的同行评议。评议包括实验室的战略计划和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特别是监控实验室在促进科学探索和学术自由方面的努力和效率。同时定期评议对实验室和能源部至关重要的横向项目议题;或由实验室成员、政府主管部门和校长委员会提议的议题。同行评议的结果将作为实验室科学和技术成绩的自评基础。运作管理成绩评价主要是评价实验室的运作和管理成绩。布鲁克海文基于合同中所提出的成绩目标、标准和评价方法,以一年为基础,向能源部提交自评报告。能源部将确认实验室自评工作过程的完整与公正性,并利用自评和其他相关信息来形成对布鲁克海文在科学技术以及管理运作方面的成绩评估或评价。

2005年发布的《联邦采购条例》(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以下简称FAR)规定,“国家实验室应该满足政府特殊的长期性研发需求,这些需求政府目前的其他研究机构或私营研究机构不能有效满足;国家实验室追求公共利益,保持客观性和独立性,并向资助机构充分披露信息”。在该条例的基础之上,美国国会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补充条文,将国家实验室主要定位在从事“长期性、战略性、公共性、敏感性”的研究领域。

同行评议制被认为可刺激良性竞争、提高研究质量和产出率,激发创新,促进公平。布鲁克海文的同行评议,一般由能源部批准设立相对独立的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委员会在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评审委员会成员大多为本国同行领域中的学术界、工业界、政府机构及其他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的科学家或专家,也包括部分实验技术专家、财务管理专家等。在评审委员会中,一般均聘请一定数量的外国科学家,以保证评议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权威性。

二、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组织模式

三、国家实验室的问题、风险及应对策略

从宏观上讲,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部管理,即联邦政府对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二是内部管理,即国家实验室的内部组织体制。

美国国家实验室成立之初致力于满足国防科研的需求。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在为国家实验室拓展新的任务,有效利用其特殊的研发能力,使其成为美国公共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实验室的模式是否适合美国的科研体系,是否能落实美国的国家战略,其任务是否可以交由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承担,国家实验室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这些都成为美国国内非常关心的问题。2013年7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委托智库完成的“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和科研活动的监察和管理”的报告,指出美国国家实验室目前在定位和管理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改革压力,涉及组织架构、委托合同、平台开放等问题。在组织架构方面,目前,能源部的民用研发活动分为科学和能源两条主线进行管理,分别负责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助和管理。在能源部最高管理层中,分别设立了一个主管科学的副部长和一个主管能源的副部长来负责这两条主线的管理。这种组织管理架构被指与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当前的科研活动不相适应,不利于这些国家实验室落实战略定位。因此,报告建议将能源部主管科学的副部长和主管能源的副部长这两个职位合二为一。

从国家实验室的外部管理来看,美国政府对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GOGO(Government-Owned and Government-Operated),即政府所有、政府运营,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设施通常为联邦政府所有,研究人员和管理者为政府雇员,这种类型的国家实验室一般规模较小,研究领域相对单一。二是GOCO(Government-Owned and Contractor-Operated),即政府所有、合同管理,国家实验室的设施由联邦政府所有或租用,政府通过合同的方式委托大学、私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等负责实验室的具体管理。目前,美国一些重要的国家实验室大多采用GOCO的管理形式,具体来说是一种“国会—资助单位—运营单位(国家实验室管理实体)—国家实验室”四层次的决策治理体系。其中,国会是国家实验室体系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国家实验室的设立与终止、预算审批、外部评估等关键管理环节。资助单位主要是指能源部、国防部等联邦部门。运营单位主要有三类,包括大学、工业企业组织和非盈利机构。资助单位通过与运营单位签订长期资助协议的方式来规范和保证国家实验室的发展。根据联邦采购条例,资助单位决定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国家实验室要依照资助单位的特殊要求或章程来执行研发任务。运营单位负责国家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包括实验室主任等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等。资助单位通过驻地办公室对国家实验室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和绩效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来确定国家实验室的绩效收入和补贴。

在委托合同管理和平台开放等方面,报告主要提出了目前政府在管理方面出现的官僚迹象,建议重新梳理政府与国家实验室的关系。为了确保国家实验室的持续发展,报告建议所有的国家实验室应共同采取行动提升国家实验室体系,指出了国家实验室在未来应采取的行动,主要有:重新认识国家实验室的价值,确保国家实验室满足能源部的需求,成为国家科学与技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认清国家实验室的角色和责任,提高国家实验室管理体系中所执行的契约担保体系,重构政府对国家实验室的信任;保持国家实验室科研与国家战略定位的一致性,提升国家实验室的科研质量;通过平台开放、技术转化、工作组评估的改革等方式最大化国家实验室的影响力;国家实验室应在外部监督下,建立持续的动态的调整机制,保证国家实验室能始终符合其战略定位,应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在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美国国家实验室一般设有董事会、学术与咨询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运作管理委员会。实验室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根据不同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服务对象和研究领域。实行主任负责制,主要根据宗旨和任务制定实验室的年度计划和预算;根据专家委员会的评议结果和经费情况决定项目的立项和投入;支持各类创新研究和合作研究等。国家实验室一般都实行质量保障计划,建立专门的机构,对实验室的研究所涉及的环境、安全和健康问题进行严格管理。如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实施“运行与保障计划”,通过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系统确保工作项目有效、安全地完成。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其采用的是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下设小组,各小组负责人对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根据学科方向和国家战略需要划分为几大研究领域,在各领域内建立研究小组,形成公共资源共享和科研人员的互动,便于进行交叉边缘学科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此项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资助,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此项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资助,特此感谢。)

《中国科学报》 (2018-04-09 第7版 观点)

《中国科学报》 (2018-05-14 第7版 观点)

本文由韦德娱乐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 韦德娱乐